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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當代中西翻譯史‧‧‧‧‧‧‧‧‧‧1
第一節 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的溝通需求促成了翻譯的產生‧‧‧‧‧‧‧‧‧‧3
第二節 宗教典籍翻譯拉開了中西翻譯史的帷幕‧‧‧‧‧‧‧‧‧‧8
第三節 文學翻譯豐富、深化了對翻譯的認識‧‧‧‧‧‧‧‧‧‧12
第四節 非文學翻譯帶來了翻譯的職業化時代‧‧‧‧‧‧‧‧‧‧16

第二章 中西翻譯史的分期‧‧‧‧‧‧‧‧‧‧21
第一節 西方翻譯史上的幾個主要階段‧‧‧‧‧‧‧‧‧‧22
第二節 中國翻譯史上的幾個主要階段‧‧‧‧‧‧‧‧‧‧37

第三章 翻譯與宗教（上）：中國的佛教典籍翻譯‧‧‧‧‧‧‧‧‧‧51
第一節 東漢末年對佛經的早期翻譯‧‧‧‧‧‧‧‧‧‧52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經翻譯‧‧‧‧‧‧‧‧‧‧55
第三節 唐宋時期的佛經翻譯‧‧‧‧‧‧‧‧‧‧60

第四章 翻譯與宗教（中）：西方的《聖經》翻譯‧‧‧‧‧‧‧‧‧‧67
第一節 早期《聖經》翻譯與早期基督教的傳播及其權威地位的建立‧‧‧‧‧‧‧‧‧‧67
第二節 宗教改革與《聖經》翻譯‧‧‧‧‧‧‧‧‧‧72
第三節 現代《聖經》翻譯‧‧‧‧‧‧‧‧‧‧76

第五章 翻譯與宗教（下）：《聖經》的中譯‧‧‧‧‧‧‧‧‧‧81
第一節 早期傳教士的聖經翻譯‧‧‧‧‧‧‧‧‧‧81
第二節 譯名之爭‧‧‧‧‧‧‧‧‧‧95
第三節 「官話和合譯本」‧‧‧‧‧‧‧‧‧‧98
第四節 《聖經》的現代譯本‧‧‧‧‧‧‧‧‧‧101

第六章 翻譯與知識傳播（上）：西方的科技翻譯‧‧‧‧‧‧‧‧‧‧107
第一節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技翻譯‧‧‧‧‧‧‧‧‧‧107
第二節 中世紀對阿拉伯文獻的翻譯‧‧‧‧‧‧‧‧‧‧113

第七章 翻譯與知識傳播（下）：中國的科技文獻翻譯‧‧‧‧‧‧‧‧‧‧127
第一節 中國古代的科技翻譯‧‧‧‧‧‧‧‧‧‧128
第二節 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譯‧‧‧‧‧‧‧‧‧‧136

第八章 翻譯與民族語（上）：近代歐洲各國民族語的形成‧‧‧‧‧‧‧‧‧‧145
第一節 翻譯在英語發展中的影響‧‧‧‧‧‧‧‧‧‧146
第二節 馬丁．路德的聖經翻譯與德語的形成‧‧‧‧‧‧‧‧‧‧152
第三節 翻譯與歐洲民族語的發展‧‧‧‧‧‧‧‧‧‧157

第九章 翻譯與民族語（下）：翻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163
第一節 佛教典籍翻譯對中國現代語言與文學的 影響‧‧‧‧‧‧‧‧‧‧163
第二節 清末民初的翻譯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172
第三節 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與發展‧‧‧‧‧‧‧‧‧‧187

第十章 翻譯與文化價值的傳遞（上）：歐洲各國對古希臘典籍的翻譯‧‧‧‧‧‧‧‧‧‧203
第一節 古羅馬時期古希臘典籍的拉丁語翻譯‧‧‧‧‧‧‧‧‧‧203
第二節 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羅馬典籍的翻譯‧‧‧‧‧‧‧‧‧‧210
第三節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各國文學、哲學著作的互譯‧‧‧‧‧‧‧‧‧‧217

第十一章 翻譯與文化價值的傳遞（下）：中國對西方社科經典的翻譯‧‧‧‧‧‧‧‧‧‧229
第一節 清末民初嚴復等對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譯‧‧‧‧‧‧‧‧‧‧229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235
第三節 中共建國初期對俄蘇文學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翻譯‧‧‧‧‧‧‧‧‧‧238
第四節 改革開放後對當代西方各種思潮流派著作的翻譯‧‧‧‧‧‧‧‧‧‧240

第十二章 西方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245
第一節 概述‧‧‧‧‧‧‧‧‧‧245
第二節 西方各國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253
第三節 西方各國對中國古代文學名著的翻譯‧‧‧‧‧‧‧‧‧‧261
第四節 西方各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271

第十三章 改革開放以來對外國文學的翻譯‧‧‧‧‧‧‧‧‧‧279
第一節 中國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翻譯‧‧‧‧‧‧‧‧‧‧279
第二節 中國對當代西方通俗文學的翻譯‧‧‧‧‧‧‧‧‧‧283
第三節 中國對世界文學經典名著的翻譯‧‧‧‧‧‧‧‧‧‧286

第十四章 中西翻譯思想和理論‧‧‧‧‧‧‧‧‧‧291
第一節 從西塞羅到泰特勒‧‧‧‧‧‧‧‧‧‧291
第二節 從支謙到錢鍾書‧‧‧‧‧‧‧‧‧‧304
第三節 當代西方翻譯思想的最新發展‧‧‧‧‧‧‧‧‧‧313

第十五章 翻譯現狀與展望‧‧‧‧‧‧‧‧‧‧327
第一節 二戰以後世界各國翻譯的職業化趨勢‧‧‧‧‧‧‧‧‧‧327
第二節 翻譯專業教學與學科的發展‧‧‧‧‧‧‧‧‧‧337
第三節 機器翻譯與網路翻譯‧‧‧‧‧‧‧‧‧‧345

參考書目‧‧‧‧‧‧‧‧‧‧369

前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在中西翻譯史課程的設立以及相關著述的編撰方面，有了比較顯著的進展。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陳玉剛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相繼問世，從而開啟了譯學界編撰中西翻譯史類著述的帷幕。此後，翻譯史類的著述，尤其是中國翻譯史和中國翻譯文學史類的著述，前「出」後繼，甚是熱鬧。

　　但是在這熱鬧的編撰出版過程中，有一個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就是自從第一本中國翻譯史和第一本西方翻譯史問世以來，中西翻譯史的編寫，包括課程的開設，一直都是各行其是，似乎中國翻譯史和西方翻譯史是性質迥異、無法相互溝通的兩個事物。

　　有沒有可能把兩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把它們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予以審視、考察、分析和思考呢？這一方面是因為目前有些系所，如中國大陸近年紛紛設立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課程有這樣的需要；目前正在試點的翻譯系、外語科系翻譯方向的高年級本科生，同樣也有這樣的需要。而由於時間的限制，不可能為他們分別開設中國翻譯史和西方翻譯史課程。但是，讓翻譯系所或翻譯方向的學生對中西翻譯史有一個總體的了解又很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這也是一次積極的、有意義的努力和嘗試：也就是把中西翻譯發展史視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個具有共性的文化交流行為，把這個與譯入語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文學觀念等都有著密切關係的文化交流行為整合在一起，以探索其共同的發展規律，同時又將之視為兩個各具特色、各自獨立發展的操不同語言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予以互相觀照，互證互識。

　　事實上，當我們把中西翻譯活動的發展軌跡及其譯學觀念的演變過程放在一起予以審視、考察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兩者之問不乏共同點。

　　首先，兩者（指筆譯）的起源及大規模的發展都與宗教文獻的翻譯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方表現在對《聖經》的翻譯上，中國表現在對佛經的翻譯上。這一共性正是中西翻譯界「原文至上」翻譯觀、「忠實」翻譯觀的由來。不難想見，當中國和西方古代的譯者們全身心地投入《聖經》和佛經文獻的翻譯時，他們絕對都是把原文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逐字斟酌、逐句推敲、謹小慎微、殫精竭慮，唯恐在翻譯時稍有不慎而未能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思想，從而褻瀆了上帝的旨意和佛陀的教誨。回顧兩千多年的中西翻譯史，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原文至上」、「忠實」的翻譯觀實際上一直延續到後來對文學名著和社科經典的翻譯。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翻譯的物件由原先的以宗教文獻、文學名著、社科經典為主演進到了以經濟、科技、媒體、娛樂等非文學性質的實用文獻為主，職業翻譯時代來臨，這種翻譯觀才遭到了挑戰，並引發譯學研究者的反思。不過儘管如此，這種傳統的翻譯觀目前仍然在國內翻譯界甚至譯學界佔據著主流地位。

　　其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翻譯在傳播知識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我們把中西方翻譯在傳播知識方面的貢獻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時，這種作用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在西方，眾所周知，繼巴格達翻譯中心之後的西班牙托萊多「翻譯院」把阿拉伯人翻譯的古希臘、羅馬的自然科學、哲學、神學等古典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學術著作翻譯成拉丁文，從而為西方世界提供了知識的泉源。正是透過阿拉伯人翻譯的希臘羅馬古典典籍，西方人才開始接觸到大量的古典文化，從而使得自己的文藝得以復興，也使得西方社會在16世紀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而對於中國來說，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在傳播西方的科技知識、促進中國的科技進步方面，同樣也是居功至偉的。正是透過這一時期的翻譯，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學，甚至武器製造技術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引入中國，從而加速、加大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

　　再次，翻譯對各國民族語言的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國也都不乏明顯的共同點。西方翻譯史上，馬丁．路德的《聖經》翻譯對德語語言的統一和發展、對確立現代德語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而《聖經》的英文翻譯對豐富英語的詞彙、表現手法等，以及促進英語向現代英語的發展，也同樣貢獻卓著。至於中國，佛經翻譯對豐富漢語詞彙所起的作用，以及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翻譯對我國現代白話文的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等等，也都是眾所周知、毋庸贅言的。

　　最後，無論中西，翻譯在傳播外來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方面也同樣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譬如在文藝復興初期以及在此時期之中，人文主義精神的發掘、傳播和發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古代希臘、羅馬經典文獻的翻譯，得益於歐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學作品、社科經典文獻的翻譯和出版。在中國，清末民初嚴復等人對《天演論》等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譯，讓國人了解進化論等西方先進思想，而五四運動前後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更是大大地刷新國人的世界觀，而且最終改變了國家社會制度。其功用以「驚天動地」形容之，都不為過。

　　然而，中西方翻譯的發展又有其各自獨特的表現，並不完全相同。

　　首先，宗教在中西兩地社會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樣。在西方，宗教有著嚴密的組織，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聖經翻譯在西方的影響與佛經翻譯在中國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在中國，佛教儘管也曾經得到最高統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但它從來也不曾成為一種全民的宗教行為，也永遠不可能凌駕於皇權之上。所以中國的佛經翻譯，其影響大多存在於民間文化之中，其影響所發揮的作用也大多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諸如文學作品中對佛經故事情節的借用、語言的滲透、世界觀的改變等等。

　　其次，由於中西兩地民族特性的差異，中華民族比較務實，而西方民族崇尚思辨，兩地翻譯理論的發展路徑也有所不同。如果說在翻譯的早期兩者還有較多相似之處的話，那麼越到後期，兩者翻譯理論的發展趨向差異就越大：西方翻譯理論較早就出現了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思想、洪堡的語言哲學思想，以及班雅明的解構翻譯思想，而中國的翻譯理論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停留在實踐經驗感悟的層面，這也是為什麼發展到當代翻譯研究後，兩者在理論趨向上的分叉越來越大的原因。

　　正是鑑於以上的認識，我們想做一個嘗試，即把中西翻譯發展的歷史放在一起進行描述，編一本《中西翻譯簡史》，在這本書中既強調中西翻譯發展中的共同點，也展示兩者發展過程中各自的獨特性。在編寫原則上，本書強調「三抓」：一抓主線，即抓住中西翻譯史上的主要事件；二抓主角，即抓住中西翻譯史上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三抓主題，即中西翻譯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翻譯思想和理論。與此同時，在敘述上力求做到要言不煩，突出三「主」（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題），從而為教師執教「中西翻譯簡史」這門課程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

　　但是把中西翻譯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描述，對整本中的結構編排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然，它也可以像傳統的翻譯史著作那樣，從歷時的角度，根據中西翻譯史的兩條發展線索進行編排，從而讓讀者可以很清晰地掌握中西翻譯史的兩條發展脈絡。但是考慮到本教材的使用者主要是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本科階段對中西翻譯史的基本發展脈絡己經有所了解，因此本教材把目標定在讓學員們透過對本書的閱讀和學習，對中西翻譯史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從而確立一個中西翻譯史的整體觀。

　　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沒有採用傳統翻譯史的歷時編排和描述的方法，而是採用了以共時展現的平行敘述為主、同時輔以歷時梳理的編寫方法，也即主要透過幾個大的共同主題把中西翻譯史的發展脈絡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翻譯是人類一個共同的文化交流行為。與此同時，我們還設立幾個章節，從宏觀的角度，對中西翻譯發展的脈絡線索、翻譯思想的演變軌跡，進行歷時的梳理。

　　具體而言，本教材的第一、二章從宏觀的角度對中西翻譯史上的主要階段進行劃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這兩章裡提出了中西翻譯史發展階段劃分的新依據，即依據中西翻譯史中特定歷史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進行劃分，從而把中西翻譯史劃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即宗教文獻翻譯階段、文學翻譯階段和非文學（實用文獻）翻譯階段。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中西翻譯史的三大發展階段在時段上並不一致，對西方翻譯史來說，它的第一階段從古希臘、羅馬時的聖經翻譯算起，至文藝復興開始第二階段，而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則意味著第三階段的開始。但對中國翻譯史來說，它的第一階段延續的時間就要長得多，從最早的佛經翻譯算起，一直要延續到19世紀末。這是因為中國翻譯史上成規模、成氣候的文學翻譯直至19世紀末梁啟超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林紓推出了《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後才正式拉開帷幕。至於中國翻譯史的第三階段，亦即以實用文獻為主流翻譯對象的階段，也要遲至20世紀80年代末才正式開始，其時中國經濟全面開放，孕育、催生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市場，中國的翻譯事業也正式步入了職業化時代。

　　在對中西翻譯史發展階段進行重新劃分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觀點，即在我們看來，中西翻譯史上的譯學觀念與各發展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特定歷史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是形成該歷史階段的主流譯學觀念的重要制約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譯史上第一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宗教文獻－－奠定了人類最基本的譯學觀念，諸如「原文至上觀」、「忠實原文觀」等等。第二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文學名著、社科經典－－在繼承和肯定第一階段譯學觀念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豐富、深化了人類的譯學觀，並提出了許多關於翻譯的新思考，諸如「翻譯的風格」、「翻譯的文體」、「形式與內容的矛盾」等問題。人類譯學觀念的實質性變化出現在第三階段，這是因為這一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實用文獻－－不像此前兩個階段的主流翻譯對象那樣具有「神聖性」和「經典性」，實用文獻的翻譯更注重翻譯的功效，這樣，「忠實」就不再是翻譯活動唯一的和最高的準繩。因此，這一階段的譯學觀念引入了許多新的思考維度。

　　綜觀中西翻譯史，我們可以發現，兩者不光是在譯學觀念的演變上具有許多共性，在具體的翻譯活動開展、進行，以及翻譯在中西兩地所起的作用、所產生的影響方面，更是不乏共同之處。本教材以「翻譯與宗教」、「翻譯與知識傳播」、「翻譯與民族語」、「翻譯與文化價值的傳播」和「翻譯與當代各國的文化交流」五個主題為切入點，全面檢視了中國的佛經翻譯和西方的聖經翻譯、中西方古代的科技文獻翻譯、翻譯對中國以及對歐洲各國民族語言發展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譯在向中國和西方各國傳播先進的文化價值觀，在推動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等領域所作出的貢獻。這五個主題也構成了本教材第三至十三章的主要內容。順便一提的是，在平行敘述中國的佛經翻譯和西方的聖經翻譯時，我們特地增加一章，專門敘述《聖經》在中國的翻譯，這是許多中西翻譯史類教材所沒有的。但這個內容的增添拉近了聖經翻譯與中國讀者的距離，同時也為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認識宗教典籍的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十四章「中西翻譯思想和理論」是從宏觀的角度對中西翻譯思想、理論的演變軌跡進行梳理。我們把西塞羅和泰特勒定為西方傳統譯論的起點和終點人物，是因為前者是西方翻譯史上最早比較系統地闡述翻譯觀點的翻譯理論家，而泰特勒則是西方翻譯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翻譯三原則的學者，影響較大。從時間上看，也許德國的施萊爾馬赫和洪堡的活動時間要比泰特勒更長一些（前兩者活到19世紀30年代，而泰特勒於1813年就已經去世），但考慮到泰特勒的主要貢獻是在翻譯研究領域，而施萊爾馬赫和洪堡的貢獻不限於翻譯研究領域，因此我們還是把泰特勒定為西方傳統譯論終結期的代表性人物。

　　對於中國傳統譯論的定位，把支謙定為中國傳統譯論第一人，應該不會引起太多爭議。眾所周知，他的〈法句經序〉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篇見諸文字的討論翻譯的文章，他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翻譯觀點在中國翻譯史上也影響深遠，頗具代表性。然而把誰定為中國傳統譯論的終結者，卻是頗費思量，目前比較通行的做法多是把嚴復視作中國傳統譯論的最後一人。但我們經過仔細思考後覺得，繼嚴復之後，傅雷、錢鍾書兩人提出的翻譯觀，不僅影響深遠，在精神實質上與嚴復的翻譯觀乃至嚴復之前的中國傳統譯論也都是一脈相承的。中國譯論進入當代多元時代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因此之故，我們把第十四章第二節的標題定為「從支謙到錢鍾書」。

　　不無必要說明一下的是，我們在這一章的第三節介紹了當代西方翻譯思想的最新進展，卻沒有專門設立一節介紹當代中國翻譯思想的最新進展。這是因為，雖然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的翻譯思想和理論空前活躍和豐富，但許多思想和觀點還沒有最終形成定論，作為教材該如何介紹這些思想和觀點，我們還沒有把握，所以這一內容只能暫付闕如了。

　　本教材的最後一章引述較多的國內外材料，結合二戰以後世界各國翻譯的職業化趨勢，介紹當今國內乃至國外的翻譯現狀，並從這一大背景出發，分析翻譯專業教學的特點，以及翻譯學科建立的歷史必然。本章還專門討論機器翻譯和網路翻譯這些極富時代特徵的翻譯活動和現象，這是其他翻譯史類教材所沒有的，但對學生和一般讀者了解當代翻譯的發展趨勢，認清翻譯學的學科本質，卻不無裨益。

　　這裡，我們還想對以本書作為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研究生教材的教師提一點建議，以供使用時參考。本教材在教學上可採用兩種方法：一是按照本書的序列一章一章地教授，15章正好可用作15周的教學。另一種方法是打亂次序，以第一、二章為綱，在講授每一節的內容時，引導學生自己去閱讀後面的相關章節。譬如，在教授第一章第二節「宗教典籍翻譯拉開了中西翻譯史的帷幕」時，可以與後面第三、四章的內容結合起來學習和討論。又譬如，在教授第一章第四節時，就可以與第十五章的內容結合起來學習和討論。第十四章「中西翻譯思想和理論」同樣可以作為教學時的一條主線，在教學時引導學生結合前面各章的相關內容進行思考。由於本書在編寫理念上致力於建構一個中西翻譯史的整體觀，所以各章的內容相互之間並不是全然無關，而是有頗多重疊和呼應，如果在教學過程中我們經常引導學生注意各章之間的相互關聯，可能會有助於學生建立起這樣的整體觀。

　　把中西翻譯史兩條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發展脈絡組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分析和描述，對中西翻譯史的發展階段根據其特定時代的主流翻譯對象進行新的階段劃分，這些都屬於中西翻譯史編寫領域比較新的探索和嘗試，所以難免存在諸多不成熟、不周全甚至謬誤之處，在此我們懇切希望相關專家學者和師生以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最後，說明一下全書編寫的分工情況：

　　本書由謝天振教授負責確定全書的編寫框架、大綱以及最終定稿。前言以及全書各章的具體分工如下：

　　謝天振：前言
　　黃德先、謝天振：第一、二章
　　丁欣：第三、四、六、七、八章
　　何紹斌：第五章
　　張瑩：第九章
　　耿強：第十章
　　盧志宏：第十一章
　　江帆：第十二章
　　呂黎：第十三章
　　耿強、謝天振：第十四章
　　黃德先：第十五章